第51章 大明没多少强军了 (第2/5页)

一竖起旗号，很多北方人都南下投奔。

    由此可见，韬光养晦，稳则稳矣，但对鼓舞士气未免不利，又如何能招揽来五湖四海的高人？

    一个好汉三个帮。革命军不缺炮灰，缺的是人才。当然，把小兵说成炮灰有些不敬，可实情差不多就是那样。一将功成万骨枯。

    任何时代都存在着一大批不满现实秩序的人。他们渴望改变，但是又清楚凭自己的能力不但不足以登高一呼，就连当个土豪的本事也没有。

    如果有人能给他们一个机会，这批人同样会爆发出很大潜力，以争取他们在旧秩序下原本得不到的东西。

    所以自古就有乱世枭雄出草莽的说法，他们抓住了机会，趁势而起。

    至于李自成早先暗搓搓琢磨的忠诚问题，其实不算问题。别说当下了，再过几百年也不是个事。

    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更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。

    怎么才能让他人唯命是从？

    一般人从来没想过，权力这东西是怎么个意思。

    简单说，首先要给好处，然后洗脑，再展示实力，最后竖起一面理想主义大旗。

    四管齐下，大多数人都能搞定。并不需要自己苦巴巴的在孩儿营里慢慢培养后备军。

    如果暂时不能给他们提供足够好处，那么就要忽悠了。

    你要把项目计划讲的明明白白，逻辑清晰，有理有据让人信服。听的人能明白革命必然成功，将来可获巨大利益。

    说服别人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是实践。用事实证明你的计划是无可怀疑的光明大道。

    这就是获得权力的基础。可以让他人俯首听命。

    历朝开国皇帝为什么能夺得天下？

    当然不是因为他身强体壮武艺高超或是万人敌。是因为他能带着伙伴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。他们早已结成了利益共同体。

    张道濬认为，用人要不拘一格，只要能控制住他，能为我所用就要用。

    比如贪官污吏之类，根本不可能禁绝。

    可以给他们划一条红线，在规则内做小动作睁一眼闭一眼，罚酒三杯也就是了；要是捞过界，就地正法。

    重点是他们能不能办好差事。贪官污吏里面也不乏能干实事的人才，一味处理掉不合算，留用他们还能争取到一大部分人的支持。如果实在看不惯，那得了天下后再清洗不迟。

    李自成长叹：“唉！人性使然啊，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万事大吉了……”

    历史就是个车轮子，怎么跑都是在车轴上原地打转而已。这跟能不能搞出可控核聚变没啥关系。因为生产力再发达，人还是那个人。

    正如朱载堉写的《山坡羊·十不足》那样——“若非此人大限到，上到天上还嫌低！”

    腐拜之所以被当成罪不可恕的问题，根源在于其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后果——社会分配不均衡，贫富差距过于巨大。

    所以，如果把视角放在结果上，其中的一个解决方法就是不断做大“蛋糕”。

    站得高，银子永远花不完。

    相对的分“蛋糕”就更容易些，随便指头缝子漏出去一点也足够贫苦老百姓填饱肚子了。

    “沉默的大多数”忍耐力超强，当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限提升了，饱暖思那啥，但不会思造反。社会上顶多诞生些红眼病横国党，一群跳梁小丑罢了。

    对于官员也是同样道理。

    总不能既要马儿快快地跑，又像大明如此低的俸禄，人家不吃点夜草能活么？所以大明出现了“常例”这种外快，除了海瑞外，即便是清廉的官员又有几个不收？①

    在淳安知县任上拒不受常例的海瑞，却详尽地记载了淳安县的老爷们应收的常例清单：

    夏绢银一百六十两。太府如数，受否在人。

    秋粮长银二十两。

    折色粮银四两。

    农桑绢银十两。

    盐粮长银十两。

    夏样绢八匹。太府如数，受否在人。

    农桑样绢四匹。太府如数，受否在人。

    清军匠每里银一两。

    审里甲丁田每里银一两。

    直日里长初换天字下程一副外，白米一石或五斗，八十里皆然。

    审均徭每里银一两。

    经过盐每一百引银一钱，每年约有五万引。太府如数，受否在人。

    住卖盐每一百引银一两，每年约有七千余引。

    样漆一百觔，太府如数，受否在人。

    柴薪马丁家火，每一两收银二两。

    起送农民罚纸二刀，纳银五钱。本府罚纸二刀，纳银八钱。吏拨缺罚纸四刀，纳银一两六钱。受否在人。

    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取五两。

    造黄册每里银二两。

    催甲每里银一两。

    俸米每石折银一两。

    出外直日里长供应并店钱人情纱缎。

    区区一个七品知县，一年的常例收入居然可以达到2700余两银子，几乎十倍于正一品的年俸。

    要知道淳安县还只是个五六万人口的山区偏僻小县。如若到了富庶之地，县太爷的常例收入绝对会更惊人。

    大明一千五百多个县，仅算知县一个主官，每年光是别人孝敬的“常例”一项就能从老百姓身上搜刮五六百万两银子。这种“潜规则”还不“犯法”。

    如果把大明朝廷上下全部衙门里办差的人都算上，每年在“潜规则”下流动的银子可能有七八千万。

    崇祯元年，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《劝廉惩贪疏》，以亲身经历说明彼时从地方到朝堂，整套常例规则：

    “今之世局，何处非用钱之地？今之世人，何官非爱钱之人？臣起家县令，今居言路，如以官言之，则县官为行贿之首，而给事为纳贿之魁。州县之俸薪几何？而上司票取，抚按荐谢，考满朝觐，有费至一千、二千、三千、四千者。夫此银非从天降、非从地出，而欲守令之廉，得乎？至于科道，尤为膻薮，据臣两月内，辞馈金五百余。以臣绝无交际之人而有此，余可知矣。”

    海瑞不收常例钱，当然也不会往上送。韩一良是妥妥的收了，不然在明末不可能升上去。他提这个议案也许有真心出于吏治的本意，但很大程度上是投机的成份更多。可惜，他混官场水平又远不如王永光等人。然后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