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百七十章 老家出事 (第2/2页)

与王家二子王富军发生口角。关于口角的起因，已经成为众口不一的罗生门，村中每几个人就能提供一个存在出入的版本。当年的判决书记载，死者汪秀萍在经过时朝王富军的脸上吐了一口唾沫，双方因此发生争执。但丁丽波坚称，是王富军先对母亲骂了脏话，母亲才与他吵了起来。

    “吵了声音大起来，很快王自新和他老三也出来了，他们三个对着我妈一个打。纠缠了大概50米，最后老二一手掐着我妈的脖子，一手抓着她的头发，老三和他爸按着我妈的两条腿，用拳头对着我妈一顿砸，就拼命地锤。”

    听见母亲被掐住脖子后，喉咙发出“呃呃”的声响，丁丽波吓坏了，和弟弟飞奔回家，大喊“不得了了，mama要被人打死了！”丁福如不信，还骂了他们，“放屁，没吵架咋死了”。

    可刚迈出门，张福如见到妻子正被王家父子三人拖在地上打。丁福如边骂边跑上前去，“你们好意思吗三个大男人打一个女人！”一边想将王家几个男人推开，把妻子拉走，“他们人多，咱不和他们打！”

    几步间的功夫，只听王自新大喊了一声，“把她打死，打死了我给她抵命！”

    这句话，丁丽波说好多人都可以证明，但当时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做证。

    汪秀萍应声倒地。被袭击的部位在头顶处，血从额头、鼻孔、口腔里流出来，丁丽波至今记得汪秀萍的齐肩卷发一下子炸开，很快浸透在血里，喉管发出气流和血液摩擦的声音，咕噜咕噜的。

    判决书记载：汪秀萍拿一扁铁在王正军的左额部、左脸部各打一下，被告人王正军即从路边捡一木棒朝汪秀萍头部猛击一下，致汪当场倒地于晚十时许死亡。

    “那根扁铁是我回家通知爸爸时拿来壮声势的，出于自卫的考虑。但从头到尾我妈绝对没有拿这根铁棒打过任何人。”丁丽波对判决书的描述坚决反对，并称法医当时并未对王正军验伤。

    丁丽波与张福如自称亲眼看见，那根用于袭击汪秀萍的约十公分直径粗细的木棍，是拿在王家二儿子王富军的手上。但之后的审判中，凶手变成了当时年仅17岁的王家三儿子王正军。“因为他当时未成年，用他顶罪判得轻。”丁丽波坚定地陈述了她的怀疑。

    这一怀疑找不到其他人佐证。而在丁家保存的一份署名张福如的刑事附带民事状中，却明确指王正军为“致死人命的凶手”。这份落款为2001年7月13日的诉状称，王正军“双手举棒，将死者脑袋打成两半，当场死亡，为此判地徒刑。”

    丁福如说，他2001年到省里上访过，为此写的这份材料。他没文化，这份诉状是经他口述，找如今已经去世的一个老太太写的，她写错了。他当时都没发现。

    丁丽波记得，弟弟丁扣扣哭着趴在母亲边上，大喊“妈，我要给你报仇啊，我一定会给你报仇”。丁福如抱起妻子，要闯进王家的院门，“你们把人打死了！我要把人放在你们院里！”

    不知是谁迎面用力推了他一把，丁福如被推倒，抱着妻子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大舅子汪井发赶到后，用手推的板车将jiejie送去了医院，汪秀萍已经没有生命体征，“人都硬了”。

    “这一年，丁扣扣13岁，jiejie丁丽波17岁。我依旧记得，那年13岁的我钻过排开几十米的人群，带着惊异、好奇和难以详尽的复杂心情围观了那场公开的验尸。”

    安虎说话的时候，好像又看到了当年的场景一般，眼睛里流露出悲伤的表情，然后继续说起了那天的场景。

    女人的头发被全部剃光，法医用热水和毛巾对尸体的头部进行清洗，随后切开头皮，锯开头骨，又将头骨合上。场面血腥，村里不少孩子目睹后一连数月睡不好觉。

    “看见，丁扣扣全程在旁，表情冷静镇定，没有哭。”

    二虎一边说着，一边露出一丝难以形容的笑容，不知是哭是笑。

    此后的很多年，每每提及母亲，丁扣扣也从未流泪。安虎回忆不出在丁扣扣身上有什么戏剧性的改变，只是和很多朋友一样认为，从母亲死后，丁扣扣变得沉默了。

    “他时不时会向我提起，他总有一天要把王家全杀了，给mama报仇。从十几岁，一直到出事前些年，丁扣扣隔几年总会说一次。”

    安虎一边说着一边摇了摇头，然后继续道：“那时候的我不以为意，觉得扣扣幼稚，总是劝他，“算了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”。

    “这么多年，他一直都在哪里做什么工作？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报仇，反而选择了今年在这个时候动手了？”

    丁禾不忍好奇的询问起来，既然他早已有了想要报仇的想法，为何一直迟迟没有动手，一直等到今天才报仇呢？

    “在村里，我算得上丁扣扣关系最亲近的好友之一。大学毕业后，安虎在西安市从事保险销售工作，月入近万，属于村里“混得不错”的一类。在与扣扣交往时，即使亲近，我也总考虑到扣扣的感受，从不追问他在外打工的细节。”

    原来安虎也不知道，丁扣扣这些年一直都在做什么。

    初中毕业，原本成绩不错的丁扣扣因为家里经济困难被迫辍学，被表舅带去新疆伊犁打工。2001年，丁扣扣被乡里选去参军，乡干部曾对张家说，“退伍回来好好安排个工作，让他成家立业，慢慢地就淡忘了这个仇恨。”

    但两年后，复员后的丁扣扣并没能如愿被分配工作，没能像同村参军的王鹏一样进了县里的公安局。他只好外出打工，十多年来先后去了广州、杭州。

    “参军履历就此翻过，唯一带给他些许光彩的或许是那身军装——很多年后，过年回家时，丁扣扣仍旧会穿上那身军装，挺括的迷彩面料和擦得蹭亮的军用皮鞋，“很好的皮子”

    安虎一边说着一边，仿佛眼前又出现了丁扣扣的模样，然后露出一丝的笑容继续道：“军装下的张扣扣看着非常精神，神采飞扬。”

    “但更多时候，安虎还是感受到一种被“隐藏得很好”的“郁闷”。”

    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安虎很是无奈的叹了一口气，好像是对于自己的后知后觉而感到惋惜。

    “在外打工，到头来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”丁扣扣有一次对安虎感叹，但是话说到一半，并没有再继续下去。

    今年春节前，丁扣扣曾拿出护照给安虎展示，他去了阿根廷。通过一家台资企业的运作，他被作为劳务输出运往国外。

    在阿根廷，他被“弄进了一个农场”，呆了三个月，回国了。回国那天，他发了一个朋友圈，“祖国，我回来啦。”配图是他穿着红色球鞋、蓝色牛仔裤和T恤，站在一处难以分辨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室内，笑得灿烂。

    人类学家项飙曾提出“工作洞”理论：人们工作，就像跳进一个洞里，发疯般地工作，咬牙，期待着几年之后从洞里爬出去，他们坚信，幸福将开始在自己从洞里爬出来的那一刻，那时就有足够资本做自己乐于做的事，或单纯地享受挥霍。

    和许多在外漂泊的人一样，丁扣扣在外打工的心态大致如此。他没有文化，也没有一技之长，多个朋友证实，他并没有抽烟、喝酒、赌博、应酬等烧钱的不良癖好，但也难以积攒下更多的钱了。可以确定的是，现实再次让他失望了——阿根廷的打工之旅没有赚到什么钱，而终于拥有一座新房的他依然结不了婚。